原创 英堂 法律学术馆
一、黄进是谁？
据百度及其他信息；黄进，男，1958年12月生，湖北利川人，汉族。1975-1978年，湖北利川县凉务公社插队，在县知青办工作。1978-1982年，在湖北财经学院法律专业学习，获法学学士学位。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82-1988年，在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学习，先后获法学硕士、（在职攻读）博士学位。1984-2009年，在武汉大学工作。1987年，晋升讲师。1988年，升为副教授。1991年，破格为教授。历任武大国际法学研究所所长、法学院副院长、校长助理、校长助理兼教务部部长、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、武汉大学副校长（主管后勤工作）。2009年2月-2019年4月，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。兼任任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、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、中国法学会第七届副会长、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第四届副理事长、“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”之一、蒙特利尔大学名誉博士、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、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、首批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”、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终身会长、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、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、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等四个正处级院长，还兼任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、湖北大学兼职教授、西北政法大学某学院名誉院长、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、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院长、一带一路国家法治研究院院长、雄安新区法治研究院名誉院长、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近四十多个校内外兼职，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研究特别重大课题（一号工程）负责人。现任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特聘讲座教授、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教授、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（相当于文科院士）。
二、我和黄进校长
论个人关系，据黄校长说，在他高就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之前，他仅认识该校两位教授：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国际法前辈，另一位就是鄙人；因为我们都是2014年成立的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。而且，1995年（鄙人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、黄时任武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），我主持编纂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》时，他是入选作者之一。另，尽管他主政法大十载，然据其说，他以校长的身份请一个普通教授单独吃饭，惟有一人，即本人（食家鸽园，他自费买单，我带了一瓶法国白兰地）。还有，他初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之际，我在倪氏海泰、鄱阳湖酒楼、贵友酒家，分别张罗过三次不同学者的跨学科（包括但不限于法学、史学、期刊界）友人聚会。换言之，我们之间自始即无任何个人恩怨或者利益冲突；起码，在他做十年校长期间，无论私事儿还是公事儿（除本人提议筹办“中国政法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”）外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他办任何事情。他是高高在上、仅次于时任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的学校行政一把手，我只是也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在编教授。
三、我为何和黄进校长叫板？
其一，作为校长，他在其师兄郑教授的策划下，对其前任徐显明校长聘任的五位一级教授最年轻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创始院长、中国-欧盟合作创办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创始（中方）院长、“法大的学术名片”（孙国栋先生语）方流芳教授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不但打击报复（时任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亦难辞其咎；作为徐校长、黄校长、胡书记的三朝元老的高参/智囊的、黄校长的老乡的舒主席，亦不无责任），强迫本应七十周岁退休的方教授，在其六十五周岁之际被强迫退休（时任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李树忠教授，很遗憾，也没有坚持原则）。为此，方教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可惜，无论一审还是二审（本人均全程旁听），均以败诉告终。 此后，方教授回无锡。连春节都是在医院过的。有家族长寿基因、本科学医、一向坚持打乒乓球、书香门第（其父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学院、其母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）之后、身心一向康健、儒雅谦逊的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才子，终于患病。期间，我曾两次往无锡，第一次见时，身体一般；第二次见面时，已康复得不错。因为疫情，之后难以再看望方教授。好在杨肯，曾代我专门拜访了方教授夫妇（这也可能是方教授生前最后一次接待外地来访之人）。那时，方教授其实已经病入膏肓，依然兴致勃勃地接待杨肯。在方教授去世前十五天之际，我从西双版纳和他微信电话联系，大约二十分钟，仍听不出他身体异样。后来得知，通话时，张老师、嘉树均在场。嘉树说，爸爸是用了最大的气力和我说话，以免我担心他的身体状况。 国栋兄也是方教授的忘年之交。在昨天转发的朋友圈一篇文章中，国栋说：“方流芳老师教授是法大的名片，法大对不起方老师”。我基本赞同国栋的这一精辟之论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真正对不起方流芳教授的，不是“法大”这个虚拟集合体，而是也首先是时任校长黄进，次之是时任党委书记石亚军。至今一直我坚持认为，那么儒雅平和、那么注意养生、那么热爱生活、那么富有智慧的流芳教授，其所以突然患病、猝然辞世，其所以拒绝去世后的任何官方仪式，均是他被这所注入全部心血的学校彻底伤透了心。 在中欧法学院办学主权问题上，方教授坚持原则，当黄进校长屈从于汉堡大学、卑躬屈膝、丧权辱国之时，一言九鼎的石亚军书记无原则地和稀泥，温文尔雅的主管外事的朱勇副校长也无济于事。为了除掉方教授的院长职务，黄校长在“全球招聘院长”的旗号下，任命一位法学院刘副院长继任院长，又为方教授临时搭建了一个不伦不类、编制五人的所谓“公司法与投资保护研究所”。 在其期间，我一直站在方教授一边，既是出自对方教授道德文章的敬重，也是基于对政法大学公共事务的关心。我还实名评论了方教授诉中国政法大学的诉讼。
在我看来，黄进校长之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最大败笔，即对方流芳教授的强迫退休、用各种非正常手段无情打击、疯狂报复这位无论学问还是人品均堪称法大模范的著名教授。 其三，也因此，我公开在2016年3月15日实名向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致函，公开请求黄进校长引咎辞职。或与此不同关联，黄校长亦对我恨之入骨，然拿我无办法。为此，2017年6月19日，终于制造了比雷阳案还要更震动帝都警方的六一九案，企图借刀杀人。可惜，虽机关算尽，然终于亦未能得逞。 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请问：黄进校长，难道您不亏心吗？您晚上睡觉不做噩梦吗？ 四、并非多余的话 谢立斌教授（我迄今不认识）居然通过《黄进校长二三事儿》，不过黄校长决定为厕所提供手纸、参加青年教师座谈会之类的芝麻事儿，为这位德不配位、才不配位的校长歌功颂德，真是让人无语得很。 不过，请黄前校长记着：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还有谢教授之流为黄校长拍臭脚，那么，我将继续揭露这个貌似笑面虎、实则阴毒手辣的校长的真面相。若我无聊的话，还可能为黄校长，列个恶人传。 凡是为黄校长摆功者，无论是法大的男女教授还是黄门院长/处长之类的徒子徒孙，本人愿意一律单挑。 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 谁怂，谁枉为人！
口说无凭。立此为证！